萌芽：兴趣与好奇是科研的原动力
1965年，周忠和在一片竹林环绕的小村庄出生。儿时的他，总喜欢在竹林间嬉戏玩耍，这片绿色的世界仿佛成了他探索未知的起点。“我很喜欢这里，可以回忆小时候的生活，也可以在这里静一静，似乎可以回到相对原始的地方，更安逸。”他回忆道。这片竹林，不仅陪伴了周忠和的童年，也激发了他对大自然奥秘的探索兴趣。在周忠和看来，兴趣与好奇心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需要被呵护和保护。
他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时强调：“兴趣很重要！家长要善于发现和引导。”周忠和认为，兴趣是第一生产力。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兴趣点，然后去从事那些自己擅长且感兴趣的事情，在快乐中学习，在热爱里奋进，这一生才不会无趣。这也是他每天与冰冷的“石头”打交道乐此不疲的原因。
谈到好奇心的重要性，周忠和表示，科学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类在好奇心驱使下不断向前探索的历史。如果缺少好奇心，我们就会对看到的事情习以为常，不会进一步去深究。好奇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求知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没有好奇心，我们就无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多年后，在致力于科普的过程中，周忠和也一直在呼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他认为，从研究古生物的角度看，好奇心并非人类所特有，而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一种思维活动，是一种对事物特别注意的情绪，是一种求知欲、一种探知欲望。
在他看来，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科学的目的并不是培养科学家，而是为了让孩子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尤其重要的是要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和爱好。
结缘：杂志启蒙古生物探索之梦
周忠和与古生物学的结缘，始于高中时期阅读的一本名为《化石》的杂志。这本杂志为他打开了史前生命的精神世界。
时光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周忠和还是江苏扬州江都中学的一名学生。当时，他的高中班主任吴凤彩给学生们订阅了《化石》杂志。这本杂志上的内容，让周忠和对古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让他领略到了史前生命的神奇，更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古生物学对他的启蒙。
在当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周忠和将古生物学专业列入了志愿选项。据周忠和坦言，那个年代都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将理科类专业作为了自己的第一志愿，但在第二志愿的选择上，他优先考虑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填报了古生物学专业。仿佛冥冥之中的注定，最终，由于第一志愿未被录取，周忠和被调剂到了南京大学地质系。
大学毕业后，周忠和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毕业后便留在研究所工作。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巧合，周忠和发现，当年自己心心念念的《化石》杂志，竟是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在这里，他与《化石》杂志“再续前缘”，身份也从读者转变为了作者。
钻研：翻山越岭发现“燕都华夏鸟”化石
自青少年时代起，周忠和便与化石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份情缘已绵延四十余载。对他而言，古生物学不仅是追溯生命起源的钥匙，更是将探索的足迹刻印在史前世界，将研究成果融入书籍，传递于课堂，是他倍感自豪与成就感的事情。多年的潜心钻研，让他在古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鸟类，实则是恐龙的后裔。”周忠和的这一论断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96年，中国首次发掘出带有羽毛印痕的恐龙化石，这一重大发现为“鸟类源于恐龙”的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无论是恐龙研究还是鸟类研究，都逐渐倾向于支持这一假说，而周忠和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和接触研究，更是让这一理论成为了学界共识。
然而，周忠和的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90年，他在辽西找到了长江白鲟祖先的鱼类化石，这一发现，让他相信这片土地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两个月后，他独自来到辽西，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终于找到了两块保存得相当完整的鸟类化石。其中一件被他命名为“燕都华夏鸟”，这一发现填补了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空白，也开启了国际古鸟类研究迅猛发展的序幕。
这两块化石的发现改变了周忠和的一生。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周忠和弃“鱼”从“鸟”，转向中生代鸟类研究。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周忠和与同事先后发现并命名了几十种早期鸟类，提出了一些支持鸟类恐龙起源学说以及鸟类飞行树栖起源假说的新证据，并提出热河群是若干生物进化摇篮等假说，有力推动了我国在中生代鸟类研究领域的工作。
“在科研的过程中，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发现’，探索未知的奥秘。常年野外考察，在崇山峻岭间采集化石，几个月一无所获都是常有的事。也正因如此，这些化石显得尤为珍贵，让人格外珍惜。”说起化石，周忠和的眼光总是格外明亮和深邃。
蜕变：智力科普助力大众科学素养提升
科学普及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和精神文明水平的重要途径，关乎民族的未来。作为现任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不仅积极鼓励并组织科研一线的学者投身科普工作，将国内外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以迅捷、准确且生动有趣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同时，他还致力于培养科普人才，壮大科普队伍，努力开创科普工作的新局面。不仅如此，周忠和还以身作则，亲赴科普一线，以“科普狂人”的热情和姿态感染激励着新一代科普工作者。
周忠和坚信“科学家做科普绝不是不务正业”，自工作之初为《化石》杂志撰写科普文章起，30年来，他用自己的经历践行着这一理念。无论是“云端”科普还是线下科普，他总是巧妙地将古生物学那些枯燥、“高冷”的知识，通过讲故事和互动的形式转化为生动有趣的内容，让听众乐在其中。2003年，周忠和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古鸟寻踪”，随后几年，他与团队积极参与科普讲座、电视节目直播以及地方博物馆建设等工作。
在科普工作中，周忠和展现出了高度的专业性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多年来，他做得最多的科普工作之一就是为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公众作科普报告，从达尔文进化论到鸟类的起源、早期鸟类的演化，从热河生物群的产生到热河生物群的埋藏，从贵州的古生物到古生物学、化石漫谈，再到中国古生物学的百年历史等。周忠和不断推陈出新，让每一次讲座都独具特色，受到学生们广泛的欢迎。
为了更好地激发大众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提升国民科学素养，周忠和总是在作科普报告时特意留出互动提问时间，鼓励学生和听众积极参与。
“这些年通过在科普方面所作出的一点努力唤起更多人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进而提升国民科学素养，这不仅是一份责任，也是对‘古生物研究有什么用’的最好回答。”周忠和说。
此外，周忠和认为接受媒体采访也是科普工作的一部分。自1990年在鸟类化石研究上取得新发现后，他便开始与媒体打交道。“记者把我们的发现与成果写出来普及给公众，这是我最早认识到的科普。”在周忠和眼中，这些媒体记者本身也是在做科普，“在受采访的过程中，如何跟记者讲好专业问题，对我也是一种训练。”
谈及为何如此热衷做科普？周忠和说：“我做科普是希望能够推动学科发展，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学科，促进学科的影响力。”这既是他做科普的“小算盘”，也是他内心深处的期望。
在周忠和看来，院士参与科普工作有很多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起到带头和引导作用，带动广大科技人员参与科普；另一方面，作为科研一线的专家，院士在准备科普作品时会更加注重学术的严谨性，从而促进科学研究更加严谨。
志远：推动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
周忠和不仅重视科学技术人才投身于科普，而且注重提高科普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他深知，科普工作不仅仅是传递知识，更是培养大众对科学的兴趣和爱好，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
在周忠和看来，科普和新媒体技术融合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发微博、发微信公众号文章、做抖音直播等，都是科普的新业态。这些平台也是科普工作者需要适应的新阵地。他鼓励科普工作者跟上传播潮流，用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科普，多用短视频、图片、音乐等多媒体元素，增强科普的吸引力和趣味性。
此外，周忠和还积极参与各种科普节目的录制和制作工作。他参与录制的北京卫视热播的科学文化教育节目《大先生》，采用了全程实景走访的制作模式，通过设置悬念、讲故事的方式来传播“理性质疑、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他认为，这种科学与文学、艺术“联姻”的方式，是未来科普发展的趋势之一。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周忠和还积极围绕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普工作方面建言献策。在2023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周忠和建议，积极推动科技界和影视界建立直接联系，科技工作者可结合科学研究经历，为影视界提供创作选题思路和创作素材，为新的科幻IP打造提供参考。。。。。。
关于如何推动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周忠和从科普工作者的实践维度提出建议。他指出，科普工作者应不断加强自身人文素养，将科普放在宏观的人文历史环境中进行阐释，在科普活动中更加重视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的宣传普及，让科普更加生动有趣、更加有吸引力。
周忠和认为，优质科普作品应实现社会效益与传播效能的双重提升，类比影视创作中的“票房口碑双丰收”。在他看来，优秀的科普作品需要兼具严谨性与时代感，既要通俗易懂又要富有人文情怀——这正是经典科普作品共同具备的特质。
周忠和强调，科普工作者必须恪守科学底线，以严谨求实的态度进行科学阐释，做到实事求是；对于尚未明确的科学问题，应当坦承“不清楚”，切忌含糊其辞或断章取义。针对科学预判这一特殊情形，他希望公众对科学家保持适度包容，因为科学预判作为参考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开展科普工作是科研机构和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关键在于处理好科研与科普的平衡关系。”周忠和建议，国家应从制度层面完善激励机制，推动教育理念革新，引导科研人员投入更多资源和时间开展科普工作，让科普成为“分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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